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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槃重生:尋找中華文明熔煉的抗疫智慧

    ——疫病的歷史書寫與當代啟示

    標簽:閱女郎 | 來源: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 | 作者:禹燕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歷史也是中華民族與疫病的抗爭史,這或許是我們了解中國歷史的另一種維度。幾千年來,在同疫病的抗爭中,中華民族積累了豐富的智慧,鑄就了如磐的意志,傳承了無畏的基因,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在同疫病的生死較量中,一次次涅槃重生,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然如此!

    ■ 禹燕

    疫病是人類歷史上偶爾出現的不速之客,還是一直鬼鬼祟祟尾隨人類前行的隱形宿敵?如果說疫病改變了人類的歷史,毀滅了一個又一個文明,那么中華文明為什么沒有中斷?疫病肆虐,疫情嚴重,輿論紛雜,人心惶惶。值此之際,開卷而讀,掩卷而思,頗多啟迪。

    世界歷史因疫病而改變?

    在以往的歷史書寫中,疫病僅僅是人類政治、經濟、軍事活動所引發的社會變遷的偶然因素,被視為某種特殊的“歷史添加劑”。當疫病成為“史學家的漏網之魚”,人們在面對疫病時,便難以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并獲取真知。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976年,一代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出版時,才被稱為是“一部真正的革命性作品”(《紐約客》),“從此扭轉了人們看待世界歷史的角度”(《紐約書評》)。麥克尼爾認為,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他率先將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重新解釋人類的行為;以編年的手法,詳實探討史前時代至上世紀前半葉,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如何塑造不同的文明,并主宰文明的興衰、歷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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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分析實為“大膽設想,小心求證”。比如,公元前430年至前429年,雅典與斯巴達之戰勝負難分,而決定最終勝負的并非以往人們認為的政治體制等社會因素,而是一場來去無蹤的瘟疫,雅典因失去近四分之一士兵而落敗,由此深刻改變了地中海世界的歷史走向。1520年,西班牙人科爾特斯僅以600人就征服了擁有數百萬之眾的阿茲特克帝國,他們帶去的“致命殺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不僅助力西班牙人消滅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肉體,也給其意志以毀滅性打擊。

    麥克尼爾以一種從整體上審視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歷史觀,“把傳染病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還置于更為合理的地位上”,因此,羅馬帝國的崩潰、歐洲的擴展、佛教和基督教的興起等等,無不在他的視野之中。而對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些重要現象的詮釋則更耐人尋味。比如,他認為,非洲熱帶雨林和鄰近的大草原溫暖濕潤的氣候和豐富食物雖有利于人類最初生存,但也孕育了極其復雜多樣的致病微生物,從而回答了為什么非洲與溫帶地區相比,文明的發展上仍顯落后。

    對疫病與中國歷史的關系,麥克尼爾也進行了分析,并試圖解釋中國人馴化長江流域為什么比馴化黃河流域晚一千年,認為疫病妨礙了中國早期南方文明的發展,因為中國人在向南遷移至更肥沃的農業地區的同時,也正在攀爬異常陡峻的疫病階梯。

    盡管麥克尼爾被譽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開辟了一個西方世界史學的新時代。但是,由于歷史的局限,其對中國抗疫史的研究還存在在諸多不足。本書的譯者余新忠就認為,由于作者基本不了解甚至誤解了中國醫學19世紀以前在對付溫病和接種人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對中國傳統醫學對人口增長的作用認識不足,過分夸大了大自然的調節作用而無視人力因素。筆者亦認為,該書對秦漢以來各朝政府通過防治疫病而促成的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缺乏應有的關注;也遺漏了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如逃過天花之疫的康熙登基與清王朝的繁盛。凡此種種,都有待中國歷史學家加以補充修正。

    中華民族與疫病的抗爭:宋朝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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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由于非典、禽流感等幾次疫病先后在我國暴發,促進了學界對疫病歷史的重新審視與思考,以從中華民族的抗疫歷史中尋找智慧,獲取啟迪。《大瘟疫:病毒、細菌與帝國的抗爭》《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瘟疫來了:宋朝如何應對流行病》《明代瘟疫與明代社會》等,分別研究了秦漢、宋代、明代的疫病史,而2020年1月出版的《中國抗疫簡史》則宏觀勾勒了中國3000多年的抗疫史。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歷史上曾飽受疫病的侵害與襲擾,但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智慧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在同疫病的抗爭中,我們的先人積累了豐富的智慧,鑄就了如磐的意志,傳承了無畏的基因,使中華民族延綿不息,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們的先人是如何與疫病進行殊死抗爭的?在幽遠的歷史中選取一個片段,或許能看得更真切,而《瘟疫來了:宋朝如何應對流行病》(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就給我們打開了一個窗口。中國科學院自然史研究所研究員韓毅撰寫的這本書,由其百萬字著作《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濃縮而成,既保留了其學術精華,又以科普的表述方式給人以易讀感。全書共分六章,包括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重大影響、宋代政府建立的疫病防治體系、宋代政府防治瘟疫的措施、宋代醫學家防治瘟疫的措施、宋代宗教人士和普通民眾防治瘟疫的措施、宋代社會防治瘟疫的歷史借鑒等。

    宋代是中國古代疫病頻發的時期,也是我國古代疾病防疫體系建立的關鍵時期。瘟疫的流行,迫使宋朝官府、醫學家和官僚士大夫等對疫病的成因和治療進行探索,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遺產。

    ——建立國家疫病防治體系,彰顯戰略思維

    宋代形成了以政府力量為主導、社會力量為輔助的疫病防治體系,將皇帝、政府、醫學家、宗教人士、地方鄉紳和普通民眾等凝聚起來。

    宋徽宗趙佶倡導“治病良法, 仁政先務”,宋政府建立的各級機構各司其職、作用顯著。宋前期的中書門下和元豐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為中央最高政府機構,主要負責疫情的分析判斷、政策制定、組織協調與文書下達,以及信息渠道的溝通與保障等。翰林醫官院作為中央最高醫療兼行政管理機構,全面負責疫病流行期間派醫、巡診、賜藥和救治病人等。尚書省和劑局負責制造各類藥物。醫學機構、臨時醫院和慈善機構,成為國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關鍵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關醫學的職能也有所擴大,防治疫病、推廣醫書、發展州縣醫學教育和打擊巫術等成為地方官吏的重要職責之一。

    地方鄉紳、醫學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眾等社會民眾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體系中發揮了輔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災害和疫病流行最為嚴重的廣大鄉村地區,地方鄉紳、民間醫學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機構,救濟活動更為直接,效果也較為明顯。

    ——推出系統化、全方位應對疫病的具體舉措,強化執行效能

    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治、醫學、經濟措施應對疫病。從960年至1279年,就頒布了190條有關詔令。

    主要政治措施為:重視疫情信息的上報與處理;除赴以時,以避炎瘴;下詔罪己,封神祭祀;考核政績,獎懲官吏。其中,特別強調要重視疫情信息的上報與處理。如皇佑四年(1052年)春正月,全國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卻很少,引起宋仁宗警覺,“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于是發布詔令,并規定凡是有關州縣疫情的公文及臣僚奏疏,合門司、通進司、銀臺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等,不得阻留,直達于上,以保證中央和地方政令的通達。

    主要醫學措施為:派醫救治,施散藥物;編撰方書,依方制藥;隔離病人,防止傳染;施送棺木,掩埋尸體;保護水源,改善城市衛生。其中,宋政府在隔離病人方面采取了更有效的措施來阻斷疫病傳染。崇寧元年(1102年)宋徽宗下詔在諸路建立安濟坊,規定“以病人輕重而異室處之,以防漸染”。又建立獨立的廚舍,不僅將病人按病情輕重分開居住,且廚舍、湯藥、飲食也分別置辦。作者認為,“這是宋代在隔離傳染病人方面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

    主要經濟措施為:劃撥資金,提供糧食;減免賦役,發放度牒。“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社會保障救濟制度最完善的封建王朝”,因此,當疫病來襲之際,以開倉賑糧保溫飽、以減免稅役減輕經濟負擔,也是政府的重要救濟舉措。

    ——發揮中醫藥防治疫病的重要作用,注重科學救治

    宋政府非常重視疫病防治的專業性,注重開發傳統中醫藥資源。宋代官私醫書不僅強調疫病分類的重要性, 也強調辨證論治的診療特色。在政府的重視下,官修醫學方書《太平圣惠方》《慶歷善救方》《簡要濟眾方》等,以及醫學家所撰醫書如蘇軾《圣散子方》、朱肱《南陽活人書》等成為宋代官府和民間防治疫病的重要依據,出現了許多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方劑,如辟瘟丸、犀角散、小柴胡湯、圣散子、麻黃湯、葛根湯、小青龍湯等,極大地促進了成藥在疫病防治中的應用,從而推動了醫學科學的發展和醫療技術的革新。

    讀史可以明智,讀史亦能明志。如果說“戰爭關乎文明的興衰,瘟疫卻關乎文明的終結”,那么,中華文明永續不斷的秘訣,就是中華民族始終以非凡的勇氣和超凡的智慧,在同疫病的生死較量中,一次次涅槃重生,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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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輯:黃威 ????20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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