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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意調崗”違法 工會撐腰仲裁糾正

    ——寧夏李某某孕期被勸退仲裁維權案

    標簽:權益 | 來源: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 | 作者:本報見習記者 陳姝

    “本案具有代表性意義的乃是懷孕女職工經常會面對‘惡意調崗’、最后被迫辭職的情形得到了仲裁的支持,當事人(通過調解)得到了有效的救濟。”

    李某某于2017年3月入職寧夏某公司,簽訂了為期兩年的勞動合同,崗位系辦公室文員。2018年11月,李某某因懷孕向單位請了兩周保胎假,休完假后正常復崗工作。

    2019年1月22日,單位以李某某工作表現不符合崗位職責為由,將其調到銷售崗位。李某某不同意,認為以目前自身情況無法完成銷售任務。公司以李某某不服從管理為由,要求她遞交辭職報告。1月24日,李某某來到銀川市總工會職工(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求助。法律援助工作站聯系該公司負責人核實情況,并告知其違反了用人單位在女職工孕期不得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律規定。該公司負責人態度強硬,稱勸退不是辭退,沒有違反法律規定。

    面對這種情況,法律援助工作站為李某某指派了律師,代寫了勞動仲裁申請書,遞交到銀川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用人單位收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的通知后,考慮到如果敗訴將承擔不利法律后果,公司負責人主動要求調解。

    2019年3月12日,仲裁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進行裁前調解。經調解,用人單位同意不予辭退,李某某返回原崗位,安排每日一定時間的工間休息,并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女職工勞動保護辦法》相關規定,將兩周保胎假計入產假,補發此前扣發的兩周工資。

    針對本案典型意義,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秘書長、法學院副教授陸海娜。

    “從權利的角度來看,本案涉及的是女性的平等就業權。這項權利受到我國批準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明確保護,也受到我國國內法的保護。”陸海娜告訴記者,本案在很多技術細節上都有可探討之處,比如按醫囑保胎究竟應該屬于普通病假還是產假、公司內部規章制度的合法性問題等。“本案具有代表性意義的乃是懷孕女職工經常會面對‘惡意調崗’、最后被迫辭職的情形得到了仲裁的支持,當事人(通過調解)得到了有效的救濟。”

    長期以來,我國勞動法對女性生育保護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即禁止用人單位解雇懷孕、生育和哺乳期的女職工,除非后者有嚴重錯誤等行為。違反此條規定的用人單位會被認定為實施了非法解雇,從而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包括讓當事人返崗或賠償雙倍的經濟補償金。而對于孕期不能適應原崗位工作的,法律規定用人單位應安排合適的崗位或減輕工作量。

    陸海娜表示,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法律的明確保護,用人單位很少會直接解雇懷孕女職工,而是經常使用更為隱蔽的手段迫使懷孕的或休完產假的女職工主動辭職,以避免承擔非法解雇的法律責任。手段之一就是類似本案中的“惡意調崗”,即出于迫使當事人辭職的目的,故意將當事人調至明顯不適合其從事的或者不符合其職業技能的崗位,降低其收入,惡化其工作環境等。而我國法律卻一直沒有明確該類雇主行為的性質,以至于勞動者難以獲得有效的法律救濟,而用人單位對使用這樣的手段也就有恃無恐。

    “本案中,懷孕女職工就面臨這一典型的困境,值得稱贊的是,她獲得了仲裁的支持,調解成功,得以返回原崗位,并獲得了相應的補償。”陸海娜說,“如果以后類似的勞動爭議都能以本案的法理解決,或者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對此類雇主行為定性為非法解雇,那么女性職工的就業權就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陸海娜提到,本案還涉及一個更加宏大的社會議題,即性別平等與生育的關系。就業平等是促進性別平等的一個重要手段,但生育往往是影響女性平等就業的最主要原因。如何使女性免于生育引起的就業歧視,這在全球范圍內都是一個難題。生育的成本長期以來由女性獨自承擔,使女性在職場上面臨各種形式的歧視,即所謂“母職懲罰”。

    陸海娜認為,我國生育保險體系的建立正是為了讓國家、社會和用人單位與女性共同承擔這個責任。但是到目前為止,生育保險在減少女性就業歧視方面的作用還不是很明顯。原因就在于目前的生育保險仍然是以女性為家庭內唯一的生育成本承擔者為前提的,而忽視了男女雙方共同的養育責任。因此,在我國設立父母假,使男性也負擔起養育的責任,共同承擔生育成本,這樣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女性因為生育而在職場受到歧視性待遇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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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輯:韓佳寧 ????202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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